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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志·国内商业志\商业》
2012-05-24文字显示[ ]
[图书名称]:《吉林省志·国内商业志\商业》
[关键文字]:吉林省志,国内商业志,商业
[书刊号]:
[图书作者]: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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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吉林省志·国内商业志\商业》

概述

  吉林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古代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境内迭次散居的肃慎、秽貊、东胡等族系的少数民族,多以渔、猎、采、捕为业,经济发展缓慢,需求十分简陋,商业很不发达。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业资料大部分是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朝贡、通贡贸易,(详见附录一、《吉林省清代以前商业资料》)境内民间贸易资料极少。
  明朝后期,由于吉林境内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频仍,地方政权经常更迭,使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又遭严重破坏,人口大批流徙,专业经商者寥寥无几。
  清代初期,清政府为开垦东北荒田,鼓励华北居民向东北迁移,“罪人”也向宁古塔将军辖区流放,吉林境内人口逐渐增加,生产缓慢发展,宁古塔昂邦章京治所(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打牲乌拉(今永吉县乌拉街)等衙署所在地出现小商小贩和初级贸易市场,进行“其市以银布,不以钱”&的简单商品交换。
  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吉林乌拉成为宁古塔将军辖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加上水陆交通便利等条件,商业逐渐有所发展,逐步形成“边外一都会”&。副都统衙署及驿站所在地——伯都讷(今扶余县境内)、珲春及伊通边门等地逐渐有商业出现,有些驿站壮丁兼营商贩。关内行商也至吉林境内收购毛皮、药材等土特产品,推销手工业产品。
  雍正年间,清廷实行抑商政策。把商业看作“士农工”之后的末等行业,规定东北旗人不准经商,商旅贩运人参、貂皮等特殊商品需经官府批准。群众也把商人视为“狡狯之人”,轻视商业,土著居民经商者很少。乾隆年间,清廷又对吉林境内大部分地方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不准“流民”随意入境,商人贩运商品必须携带地方官府发给的传票,经沿途哨卡检验后,始准放行。上述种种措施,严重阻碍了吉林地方经济和商业的发展。
  但封禁是不得人心的。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流民”,为了生存,长途跋涉,冲破封禁“闯关东”,先后到吉林境内落脚谋生。嘉庆八年(1803年),清廷对吉林的封禁政策有所松动,“流民”更加纷纷涌入,吉林境内人口逐渐增多。上述省份的商人也随着“流民”的脚步跟踪而至,在州县衙署和驿站所在地开铺设店。为适应当时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一般商号均采用杂货铺这种综合经营的形式,既收购当地农民生产的粮食、药材、菸麻等农副土特产品,运销到辽东和关内各地,同时把辽东和关内产的食盐、茶叶、棉布、丝绸等生活日用必需品运进来供应当地居民。较大的杂货商还兼营烧锅、磨坊,办理银钱汇兑业务,形成商工结合,兼办金融的综合性商业企业。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驿路沿线和交通要道中小城镇的形成。19世纪中叶,吉林乌拉、打牲乌拉、伯都讷、珲春、宽城子(今长春市)、舒兰、怀德(今公主岭市怀德镇)、伊通等地已出现比较繁华的商业街和商业群。有些店铺还将商品贩运至盛京(今沈阳市)卜奎(今齐齐哈尔市)等地销售。城镇周边的较大村落,也有了较为固定的集市和集期。但因当时吉林境内的较大商号多为直隶、山西、山东等省的地主和资本家所设,其所得利润绝大部分寄回原籍挥霍享用,投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多,加上交通条件的限制,吉林境内商业没有适时得到应有的发展。
  咸丰十一年(1861年)营口开埠后,欧美、日本等国的商业资本从南面打入东北,沙皇俄国商业资本从北面向吉林渗透,开始了吉林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外国商业资本在港口城市坐庄收购东北地区所产的农副产品,倾销本国的工业产品,刺激了吉林境内商业由过去大部分集中在水路交通比较方便的东部城镇向中部平原陆路交通枢纽的城镇延伸。长春、公主岭、奉化(今梨树县)等地的粮商和杂货商,大批收购附近农村的粮食(主要是大豆),用马车运往通江口,再经水路运到营口卖给外商,又从营口运回“洋货”,销往境内各地,促进了吉林境内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拓宽了吉林商业的渠道,带动了大车店业、运输业、粮栈业、粮谷加工业和杂货店业的发展。
  由于商业的发展,吉林境内原来就感不足的货币流通量更显缺乏。较大店铺为了扩大营业,不得不自发钱帖,互相抹兑,但又不能及时兑现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商品流通。吉林官府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乘机加重商业税赋,许多店铺因无现钱缴纳税款,停止营业。光绪十九年(1893年)长春府商人李荣廷等20余人,为反对官府加帖厘捐,曾率商人罢市,并派代表进京控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长铁路通车,为吉林商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交通条件。清廷也抓住时机,实行移民垦边政策,颁布《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鼓励商业发展,并派专员到东三省考察商务,铁路沿线的长春、范家屯、公主岭、四平等地的商业发展较为迅速。1906年吉林省商务总会成立,到1908年已有35个市县成立商会,入会商号达到4580户(资金在500元以下的小商小贩不算商会会员,未计算在内)。
  在中长铁路修建的同时,俄国商业资本已在铁路沿线扩展。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政府又迫使中国政府将长春、吉林、珲春及龙井村(今龙井市)、局子街(今延吉市)、头道沟(今和龙县境内)、百草沟(今汪清县境内)等地先后辟为商埠。外国商业资本纷纷到吉林省开办商铺,廉价推销本国剩余的工业品,“洋火”、“洋油”、“洋胰子”等洋货充斥市场,严重威胁着民族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吉林省工商界曾组织“国货维持会”,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提倡国货,抵制外货;鸩褚祷棺橹盗匣,划定销售区域,统一销售价格,联合与外商竞争。这些措施虽然使外商营业受到一定影响,但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无论在产品质量,经营技术,商品价格等方面毕竟竞争不过在刺刀;は碌耐庾噬桃档牧凵唐非阆,有些商号不得不为外商经销、代销商品,沦为“买办”,吉林省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倾向更加明显。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欧美资本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吉林省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19年全省商会会员数比1908年增加近一倍。但同时日本商业资本也大量涌入吉林省,他们以城市为单位,组织商工会议所,;と丈汤,协调日商行动,扩大经营阵地。军阀政权不但不;け竟桃道,反而滥发纸币,加重税赋,使民族工商业处于内外夹击的困境之中。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经济;,吉林省对欧美各国出口大豆及其制品锐减,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购买力降低,市场萧条,民族工商业经营日感困难。据民国二十年出版的《东北年鉴》记载,当时市场“辽宁省最感疲蔽,吉林省次之。”省城吉林歇业商号达800多家。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伪政权建立初期,为拢络人心,尚未实行经济统制,因此,吉林省中小工商企业有某些发展。但日伪政权官办商业机构、日资商业也迅速建立和扩大,其户数虽然只占商业总数的10%左右,但其资金和经营额却占总额的70%以上,形成对主要商品批发业务的垄断。
  1937年“7.7”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扩大,军费开支和军用物资增加,市场商品供应逐渐趋紧,物价上涨。为掠夺东北物资资源,支持侵略战争,日伪政权先后对粮食、棉花及棉制品、橡胶制品、火柴、石油、食盐、煤炭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统制。由日伪官办商业机构垄断地方产品的收购权和进口商品(绝大部分为日本产品)的分配权,然后通过批发联盟、小卖联盟、同业组合等官方控制的商业组织,层层分配给中小工商业者,割断了吉林省民族工商业与外省商业的联系,民办批发企业与零售企业的联系,使大部分民族商业企业沦为日产商品的推销店、配给商品的代理店。企业销售商品必须按照日伪政权规定的经营方式和价格出售,稍有违犯,即遭处罚。群众购买商品必须持“通帐”到指定的商店,按配给的品种、数量购买。民族商业企业经营日益萎缩,到1945年日伪政权倒台前夕大部分民族商业企业倒闭,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极端匮乏。
  但吉林省人民和民族工商业者为了生存,依靠“地下交易”这个武器与日伪政权的经济统制开展斗争。连日本国满史会编著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也哀叹:“在统制的背后,黑市横行,一部分高级官僚、军部和资本家大量集中粮食和衣料,而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虽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国家统制进行掠夺,但中国人民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经济圈照样存在,即使日本军部、警察和政府也无可奈何,当地商人资本,有一部分成为日本资本的买办,大部分和中国农民经济结合在一起,直至战争结束。”&
  1945年“8.15”光复后,日伪政权垮台,强加于吉林省人民头上的殖民地统制经济宣告结束,民族工商业重新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市场一度趋于活跃。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吉林省解放区的进攻后,省内形成两个经济区域。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其进攻解放区的军费开支,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并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以“接收敌伪财产”为名,侵犯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商业;为地主、资产阶级、高级官僚服务的娱乐业、高级消费品业畸型发展,一般工商业者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榨下经营日益凋蔽。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90%以上的企业均已倒闭。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于1946年4月建立公营商业——吉林省贸易局系统。他们大力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千方百计为其找销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与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展边境贸易,扩大工业品、水产品货源;组织群众开展纺织活动,自力更生生产市场需要的商品,并千方百计从国民党统治区购进“禁运”物资,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在城镇发展集体性质的职工消费合作社,在农村发展供销合作商业,;ず头⒄褂欣诠泼裆乃接ど桃。虽然在1947年冬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部分地方出现过违反政策,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但很快就进行了纠正,使境内私营工商业得到了持续发展。
  1948年10月吉林省全境解放初期,国民党统治期间所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形势仍在延续;由于长期战争,地区分割,交通阻隔所形成的城乡物资交流不畅、商品匮乏的局面仍未好转,不法私商又乘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掀起几次涨价风潮。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公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密切配合,大力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掌握粮食、棉布、棉花、石油、煤炭、食盐等人民生活必需品货源,有计划的在市场上投放,努力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林省政府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控制货币投放,节约财政支出,发行胜利公债,吸收社会游资,加强工商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国营商业实行商品统一调拨,货币统一回笼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与供销合作商业密切配合,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吞吐商品,调节市场供求,终于在1950年使全省物价基本稳定下来,并扩大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阵地。1950年国营商业批发额已占社会商品批发总额的41.3%,国、合商业零售额已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38.7%。
  由于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权经济统制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严重摧残,吉林省民族工商业原有基础相当薄弱。1945年“8.15”光复后,虽有恢复,但资金积累不足,经营规模较小。1950年初,在全省私营工商业总户数中,资金在3亿元(东北地方流通券,下同)以上者只占0.2%,5千万元至3亿元者只占6.2%,93.6%为资金在5千万元以下的小本经营者。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以后,人们“重货轻币”的心理开始改变,盲目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商品销售转向迟滞;加上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发展过快,占领零售市场阵地过多,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经营发生困难。
  为调动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吉林省从1950年6月开始第一次调整工商业政策。国营商业在巩固批发的前提下,让出部分零售业务和经营品种给私商经营,适当扩大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鼓励私商扩大购销,促进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商业的发展。1951年全省私营商业零售额比1950年上升39.6%。
  但私营工商业经营情况好转后,部分工商业者见利忘义,施放“五毒”: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材、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国家干部实行贿赂。因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吉林省于1952年上半年,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普遍开展反对上述“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违法行为,教育了广大工商业者。运动过后,部分国家干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私营商业管理过严,限制过多;部分工商业者也心有余悸,经营消极,因此1952年私营商业零售额比1951年下降16.7%。根据这种情况,1953年初,吉林省又进行第二次调整工商业。国营商业进一步扩大批零差价,提高批发起点,实行按对象批发,让出部分零售阵地,取消对私商经营的不必要限制,1953年全省私营商业零售额比1952年增加21%。但由于吉林省私营商业原有基础薄弱,国营和集体商业力量比较强大,1953年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零售额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25.8%(全国为57.78%),而国营、集体商业零售额的比重占74.2%(全国为42.22%)。
  从1953年开始,吉林省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安排好人民生活,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商业将专业公司逐步划细,按照经济区域设置百货、五金、医药等商品采购供应站(简称二级站)。在各级商业企业实行清产核资,将过去的资金统一调度,货币统一回笼的贸易金库制改为独立核资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将商品统一调拨的大供给制改为在计划指导下的购销合同制,同时将企业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为了加强对商品货源的掌握,有计划地安排好市场,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棉布计划供应,1955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并有计划地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范围,使社会主义商业逐步控制全省批发市场。1954年国、合商业批发额已占社会商品批发总额的95.3%。
  在此期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商业曾调整三次经营分工。第一次是按商品分工,国营商业主管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产品收购和经营;供销合作社主管手工业产品的收购和经营。第二次是按城乡分工,国营商业主管县城以上城镇市场的安排和领导;供销合作社主管农村市场的安排和领导。第三次是调整若干商品的经营范围,实行城乡分工与商品分工相结合。通过这三次分工较好地划分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商业的经营范围、管辖地区,促进了国合商业更好地分工合作,安排好城乡市场。
  由于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壮大,控制了绝大部分商品批发的货源,不断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对私营商业的批售、经销、代销范围,把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活动逐步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因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1956年上半年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吉林省商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7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是:全民所有制占49.21%(全国为37.19%),集体所有制占28.62%(全国为41.29%),公私合营占18.24%(全国为16.02%),个体商业占1.28%(全国为2.72%),集市贸易占2.65%(全国为2.78%)。
  由于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求过急,转制过快,工作过粗,改造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撤并网点过多,致使商业网点不适当的减少,1957年全省零售商业每一网点服务548人,(全国为331人),每一零售商业人员服务181人(全国为114人),造成商业部门负荷过重,居民购买商品不便。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决定》精神,1958年吉林省国营商业将过去按专业公司系统(即“条条”)管理企业的体制,改为由所在地商业行政部门(即“块块”)管理企业的体制。供销合作社也合并于国营商业系统内。省商业厅内设若干个专业商品管理处,市县商业局内设若干个专业商品经理部,实行行政与企业合一管理。在“大跃进”、“共产风”的影响下,有些市县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把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转为国营商业,把部分小商小贩也“一步登天”过渡为国营职工,致使商品流通渠道趋向单一,商业网点进一步减少,商业经营官商化,给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实现商业工作“大跃进”,国营商业开展“大购大销”运动,提出“工业生产什么,商业收购什么,工业生产多少,商业收购多少”,“工业不姓工,商业不姓商,大家都姓国”的口号,对地方工业产品不分质量好坏,价格高低统统包下来;对农副产品增加派购和统一收购品种,提倡“多收、快收、收好、收足”,企图把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全部收购上来,搞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致使许多基层企业为了完成收购计划,“放卫星”,搞强迫命令,堵鸡窝,号“官猪”,“指山买石”,“指水买鱼”,搞虚假购销,结果,收购上来许多质次价高的不适销商品,造成商品库存不实,财产管理混乱,损失浪费2.6亿元。商业企业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后,有些地方党政部门,动用商业资金和物资搞地方“跃进项目”,对商业职工实行“以女代男”、“以弱代强”,抽调大批男职工、强劳力去大炼钢铁,深翻地,有些企业甚至关门闭店去“支援工农业生产跃进”,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商品流通工作。由于“大跃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上农业受灾减产,从1959年开始市场商品供应出现紧缺。为安排好市场,商业部门扩大对地方工业产品的统购包销范围,增加对农副产品的派购和统一收购数量,在供应上对主要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记量或凭票定量供应。在此期间,吉林省商业部门响应北京天桥百货商场的倡议,开展红旗竞赛活动,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推行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改善经营管理的“三参一改”制度,对密切商业部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吉林省于1962年恢复国营商业各级专业公司,并将企业的财务管理权限集中到省,实行“条条”领导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同时将供销合作社系统从国营商业分离出去。将过去过渡到国营商业的部分小商小贩调整出去,重新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懦窍缂忻骋,增加商品流通渠道,放宽商品购销政策,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将农副产品划分为统购(一类)派购(二类)和议购(三类)三种类型,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对一、二类农副产品规定适当的购留比例,实行先留后购,在收购的同时安排好农民自用,对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适当奖售给部分工业品。一、二类农副产品完成收购任务后的剩余部分和三类农副产品,允许农民在集市贸易上自由销售。对部分工业成本较高而市场又需要的工业品,国营商业实行“价外补贴”,加强收购,以掌握更多地方工业品货源,安排好市场。为了和集市贸易的价格相对应,发挥价值规律调节供求的作用,增加货币回笼,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在1962~1964年间,对糖果、糕点、白酒、自行车、手表、针织品和部分饭菜实行高价销售政策。同时根据不同商品的供求情况,分别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凭证记量供应,凭购货券供应,凭侨汇券供应,特需供应等不同的供应方法,使有限的货源,尽可能做到合理分配,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营商业加强了自身建设。各级企业普遍开展了清理资金、清理商品,清理帐目的“三清”工作,消除“大跃进”所带来的财产管理混乱状况;开展学大庆、学解放军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对促进商业部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市场商品供应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到1965年除少数商品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外,绝大部分商品已敞开供应,市场供应的商品品种增加,数量扩大,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商业工作又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一些商业企业的牌匾、字号被砸烂,而代之以所谓“革命”的名称,以“红旗”、“红卫”、“工农兵”等名称命名的商店等充满街市;有些化妆品、装饰品、高档消费品,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而被锁进仓库;有些商品的名称、商标图案被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而停止出售;一些传统的服务项目、服务方式被认为是“腐蚀群众”、“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而被取消,服务质量大大降低。在一片“造反”声中,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被“夺权”、“靠边站”,而代之以“造反派”掌权。他们大搞无政府主义,随意动用商业资金和物资修筑武斗工事,动用商业设施和商品拉关系,为本派小集团利益服务,致使商品流转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财产管理再度陷入混乱。在“革命大批判”中,把许多行之有效的保证商品流转正常运行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对职工实行“管、卡、压”;把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正常奖励制度、计件工资,污蔑为“物资刺激”;把改善经营管理,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污蔑为“利润挂帅”;把积极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污蔑为“走白专道路”而大加批判、鞭挞,致使商业工作无章可循、无所是从。在“斗批改”中,对商业机构大撤大并。在狠批“条条专政”的口号下,取消商业专业公司系统,把许多不同性质的专业公司合并组成一个“商业服务站”,甚至把商业、供销、外贸部门合并到一起,致使商业经营机构越来越粗,不能适应商品划细经营的需要。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许多具有特色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为国营,取缔小商小贩,关闭集市贸易,致使商品流通渠道又趋单一,不能适应商品流通不断扩大的需要。“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广大商业职工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基本保证了市场供应,但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市场商品供应又趋紧缺,许多商品不得不恢复凭证、凭票定量供应。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吉林省国营商业系统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开展清仓查库、清理资金工作,消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财产管理混乱状况;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商品流通秩序,使商业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吉林省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社会商品流通体制、商品购销政策、国营商业管理体制等方面循序渐进的进行改革,使整个商业工作充满了生机。
  在改革社会商品流通体制方面,主要是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局面;建立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三多一少”流通体制。1979年11月,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恢复个体商贩的报告》,12月,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商业局《关于吉林市发展集体商业、服务业的调查报告》,在税收、信贷、劳动管理、工商管理等方面放宽政策,鼓励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发展,打破地区封锁,开放集市贸易,扩大城乡、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形成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经商的局面。1985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集体商业(包括饮食业、服务业,下同)网点增加1.8倍,个体商业网点增加84倍。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网点占社会商业网点总数的比重,1978年分别是:23.15%、64.81%、12.04%;1985年变化为3.28%、14.67%、82.05%。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从业人员占社会商业从业人数的比重,1978年分别为51.7%、47.2%、1.1%;1985年变化为21.53%、47.58%、30.89%。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978年分别是61%、38.8%、0.2%;1985年变化为41.13%、37.58%、21.29%。每一零售商业机构服务居民的人数,由1978年的1381人降至131人,每个商业从业人员服务居民的人数,由1978年的135人降至41人,均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在改革商品购销政策方面,主要是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1979年12月,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计划委员会,省商业局、省轻工业局等8个单位《关于改革地方日用工业品购销形式的意见(试行草案)》,将过去国营商业对地方工业品统购包销的一种形式,改为包销、订购、选购、工业自销四种购销形式,以后又发展了工商联销、商业代销等多种购销形式,扩大产销直接见面。国营商业各级企业之间的商品购销形式,也由过去的固定购销区域、固定购销层次、固定进货地点的封闭式、分配式的购销体制,改为开放式、多渠道的自由购销,三级批发企业可以从工厂和省外直接进货,零售企业也可以自由串站进货。在农副产品购销方面,1980年取消家禽的计划收购,实行议购议销;1984年取消菜牛、菜羊、鲜蛋的派购,实行自由购销;1985年猪肉、蔬菜放开经营,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与此相适应,计划管理商品的范围逐步缩小。1978年计划管理商品391种,1981年减少为105种,1985年只剩12种。国营商业计划商品购销额占商品购销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70%左右,1985年下降到25%左右。大部分商品放开经营后,国营商业购销额逐步扩大。1985年与1978年相比,购进总额增加30%,销售总额增加38.7%。
  在改革国营商业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经营活力。1979年2月,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财贸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据此,各级商业行政部门将一部分计划、经营、财务、物价、劳动工资等管理权力下放给企业,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1981年首先在饮食、服务、蔬菜、食品等经营微利或亏损行业的小型企业中,试行以联购联销联利和利润(或亏损)指标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责任制,以后逐步扩大到其他行业及大中型企业。到1983年末实行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和自然门点已占总数的75%以上,同时,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对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八级累进税制,“交足税,留够费,剩余作分配”,大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经营积极性。1984年,在部分大中型企业中,试行经理负责制,使经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充分行使指挥和决策权力,企业经营活力增加,营业面积扩大,设施改善,综合经营能力增强。对小型商业、饮食、服务企业采取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转为集体所有制、租赁给个人经营三种形式放开经营。到1985年末,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1761户,占总数的82.5%,转为集体所有制的155户,占7.2%,租赁给个人经营的220户,占10.3%。随着基层企业的放开经营,市县专业公司的管理职能也逐步转变。到1985年末,全省348个管理型专业公司中已有320个转轨变型,实行以自身经营为主,兼为基层企业服务的经营服务型企业。
  由于实行上述改革,全省商品流通逐步扩大,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5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124亿元,比1978年增加1.83倍;集市贸易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类成交额47280万元,比1981年增加1.87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85年与1978年相比,平均每人年消费水平:猪肉由6.5公斤增加到11.8公斤,鲜蛋由0.24公斤增加到4.8公斤,水产品由1.7公斤增加到3公斤,食糖由2.6公斤增加到4.4公斤,各种酒由4.7公斤增加到9.1公斤。1985年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自行车167.2辆,缝纫机56.8架,手表253.3只,电风扇11.1台,洗衣机57.6台,电冰箱0.7台,收音机72台,黑白电视机64.1台,彩色电视机12.6台,录音机32.9台,照相机3.4台。正在逐步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注释:[清]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11页。**杨滨著:《柳边纪略》。**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88年版,上卷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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